05：物质生活

1996年我访问北京以北一个不毛之地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们通过一位翻译询问当地人的生活，当地人马上打开话厘子，兴奋地谈起了最近的戏剧性变化。自从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以来，他们发现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不再以粗粮果腹，不再食而无肉，穿衣和住房也迅速改善，甚至已开始购买电视机和冰箱。这种向着一个“现代的”、小康的物质世界的大规模转型，是人们表现和判断“现代性”的最雄辩的方式之一。迄今我已多次访问中国，即使在中国最偏远的地区也看到了现代性的效应。如果问一问它的起源，将增加我们探索的兴趣。

一切农耕文明（agrarian civilizations）都有一些巨富之家。在印度、中国、法国等地，长期以来总有一小撮锦衣玉食的富豪，住在他们的豪宅中，坐拥他们的宝藏。但是他们通常被一个悲惨的农民阶层所包围，这些农民吃着最不堪的粗粮，住着简陋的茅屋，穿着褴楼的衣裳。这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早期现代（the early modern period）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方才迎来波澜壮阔的财富革命——是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1788年，爱德华·吉本完成了他的杰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翌年他纵览周围的世界，发现两千年来似乎变化甚微：“全球大部分地区被野蛮或奴役所覆盖；在文明世界（civilized world），人数最众的那个阶级命定要和贫穷无知为伴。……一般的概率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不能活下来庆祝自己的50岁。”

英格兰在这两千年情况如何？下面是一些访英观察家的总体印象。1590年代，布兰登堡的法学家和律师保罗·亨茨纳（PaulHentzner）访问英格兰，他评论道：“大地上硕果累累，牛羊成群，这使当地居民养成了饱食终日、不事农耕的习惯，以致三分之一的土地未经耕作，仅用于放牧。”山坡上“徜徉着一群群的”绵羊，他认为那是“名副其实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构成了当地居民的主体财富，商贾将大把金钱带到岛上来，主要就是为了交易这项货物”。和法国的同等人相比，英格兰居民消费面包较少，消费肉食更多，而且喜欢“在饮料中加很多糖”。更有甚者，“他们的床上铺着花毯，即使农夫也不例外。……他们的房屋一般是两层楼……玻璃房屋（意谓装有玻璃窗的房屋）在这里屡见不鲜。”

德国人亨利·迈斯特（Henry Meister）在一篇访英游记中宣布：“我不强加于你，但是我要说，尽管英格兰劳工比法国劳工穿得更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却工作得更轻松。只要你考虑到英格兰农人的工资更高，饮食更丰，因此更有力气和积极性完成自己的工作，你对我的说法就不会太过怀疑了。”

荷兰是15-16世纪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因而来自荷兰的评论格外耐人寻味。伊曼纽尔·范·梅特伦(Emanuel van Meteren) 是一位安特卫普商人，在整个伊丽莎白时代寓居伦敦，遍游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地。他注意到了英格兰极高的生活水平，故评论说，英格兰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享用大量肉食。……英格兰人的衣着优雅、轻巧而昂贵，但是他们没有长性，喜欢追求奇装异服，时尚一年一变，男女皆如此。哪怕出门去骑马，或去旅行，也要穿上最好的衣裳，这和其他民族的习惯恰恰相反。”他相信，英格兰的财富来自牧羊，甚于来自苦作。他指出，英格兰人无须像其他民族那样拼命干活： “英格兰人不如荷兰人或法国人那样克勤克俭，他们在慵懒之中度过大半浮生。……他们养了很多懒情的佣工，还养了很多野生动物以自乐，却不肯耕作农田以自苦。”

1560年，另一位荷兰人访问英格兰并记叙了它的富足。这位名叫莱维努斯·莱姆纽斯（Levinus Lemnius）的内科医生写到了“英格兰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富饶多产的土壤，涂淙的泉流和浩荡的江河，结队成群的牛羊，神奇的织布和制衣技术；……更有商贾如云，在这里从事贸易，交换商品”。

1497年，威尼斯驻英大使安德里亚·特雷维萨诺撰写了份报告，题为《英格兰岛记叙，或英格兰岛纪实》（AndreaTrevisano, Relation, or rather a True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England），提交给当时欧洲最阔的政府之一。”特雷维萨诺写下的印象，得自一个刚刚经历了100年艰难岁月、打完了玫瑰战争、丢失了在法兰西的领土的国家。我们最近的历史学家常将它描述为欧洲边陲的穷国，然而特雷维萨诺写下的印象可不是这样。

这位作者被英格兰的财富深深打动：“英格兰之富裕，欧洲任何一国都不能望其项背，不单一位年高德劭、阅历丰富的商人如是相告，我本人也能凭我亲眼所见加以担保。”他认为英格兰的富裕应当归功于“土壤的极度肥沃”、“贵金属锡的销售”、“羊毛的非凡丰产”。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每一个游历此岛的人都能马上识得这种丰厚的财富”。

据他观察，英格兰的财富分布得相当广泛：“小客栈的主人无论多么贫贱，没有不用银碟银杯上餐的。没有一个人不在家中备有银盘银碟，总价至少为100镑，相当于我国的500金克朗；不备此物的人被视为无名鼠辈。”而且，所有的英格兰人“自无可记忆的远古时代即已锦衣华服”。他还认为：“他们最了不起的财富体现于教堂的宝藏：全王国没有一个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穷酸到无力拥有十字架、烛台、香炉、圣餐盘和银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展现的财富、殉教者圣托马斯（St.Thomas the Martye）在 坎特伯雷大教堂的豪华坟墓，尤其使英格兰教堂的富丽臻于顶峰，“超乎了一切想像”。

英格兰人即使在转战南北的途中，“哪怕激战正酣，他们照样追求朵颐之快，享受种种怡乐，根本不考虑灾难或将临头”。特雷维萨诺记叙道，货币和贸易遍及英格兰全境：“普通百姓要么投身于贸易，要么投身于渔业，要么从事航运业。他们孜孜从商，甚至不惜立契借高利贷。”他相信：“施加于英格兰下层人的伤害，没有不可以用金钱补偿的。”

15世纪末和16世纪外国访客记录的英格兰财富已经令人瞠目，两个世纪以后更是发展成一个惊人的表征。虽然法国人此时已在多方面成为欧洲领先的民族，但是就连他们也注意到了英格兰的富裕。18世纪后半叶罗什福科写道：“我倾向于认为英格兰人一定比我们阔气。以我亲眼所见，不仅那里的每一样东西比法国贵两倍，而且英格兰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他又以更强调的口气写道：“没有谁对他们的事务横加干涉。在一个不偏不倚的旅行家看来，英格兰似乎比法国要富裕一百倍。”他认为：“在一个外国人的眼里，佛兰德斯作为法国的一个省，其财富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但是和英格兰相比，顿时化为乌有。”

***

英格兰人自己感想如何？13世纪中叶，圣方济会修道士巴托洛梅乌斯·安格利克斯编撰了一部大百科全书，名为《物之属性》（Bartholomaeus Anglicus, On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书中写道：“英格兰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是一个顽强的国家，它是全世界的最丰饶之角。它如此富有，以致它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每一个其他国家却需要英格兰的帮助。”书中还写道，这片国土“充满了快乐和嬉戏；英格兰人时常能够快乐和嬉戏，是心灵无羁、言论自由的人”川。这十分吻合一个世纪以后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绘的世界，纵然乔叟的故事是在黑死病刚刚肆虐之后写成的。

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描绘了一幅格外翔实的比较性画卷。福蒂斯丘是亨利六世国王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1461年伴随年轻的国王流亡法国，在接下来的十年流亡期间他写了一本书，对法国和英格兰的政府制度进行对比。

书中评述了两国的物质生活环境，他发现在法国，“种种祸患（军队的掠夺、盐税之类的苛捐杂税，等等）纷至沓来，人民饱受蹂躏和压迫，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喝白水，只有在隆重的宴席上，下等人才能尝到别种饮料。他们的短褂是麻制的，无异于麻袋。从未穿过羊毛面料，除非是极其粗劣的，而且只穿在所谓的上衣里面作为内衣。更不穿什么短袜，膝盖以下的腿部完全裸露。妇女赤足行走，只有逢圣日才会穿鞋。无论男女都吃不上鲜肉，只能将少许猪油或咸肉放入粥汤之中，借以见点荤腥。至于烤肉或烩肉，则完全无缘品尝，只有在屠宰牲畜，以饷贵人和商贾时，才能偶尔分到一点羊头牛脑或下水。”

较之法国，英格兰乡村居民的地位如在天上。这里没有横征暴敛，军队不宿民宅，国家也不征收国内税，因此“王国的每一个居民可以随意享用自己的土产或畜产，享用自己劳动所获的利润和商品，享用雇佣劳力带来的水陆收益”。其结果是：“英格兰人非常阔绰，拥有充足的金、银和生存必需品。他们不喝白水，除非是某人出于虔诚之心，发誓苦修并戒绝其他饮料。他们饱尝各种鱼肉珍馐。他们从头到脚穿着精细的羊毛衣衫。他们家中有丰富的床上用品，还有各种羊毛织物。他们备有名目繁多的器皿和农具，以及其他各色必需品，足可让他们根据自己的阶层和地位，实现一种安宁而富裕的生活。”

福蒂斯丘认为，此时的英格兰人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过着轻松的生活，“很少受到艰苦劳作的烦扰”。他相信：“实际上，英格兰是如此丰饶和多产，若以数量比数量，它的多产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不错，英格兰出产的硕果不是仅靠人类的勤劳所能收获的。”那简直是一幅美妙的天堂胜景：“陆地、田野、果园、森林，处处丰产如泉涌；同一片土地尚未耕作之时，出产已不输于熟地，让主人获利丰厚，如果再精耕细作，那一定是五谷丰登了。”英格兰没有野兽出没，家畜可以安全放牧，所以“羊群夜复一夜地眠宿在田间，无须圈在羊栏之内，由此又给土地施了肥”。福蒂斯丘也不认为他在15世纪中叶描述的这片富庶而自由的国土是一个新生事物，他为英格兰现状提供了一套综合原因，包括优渥的自然条件、有限君主制（limited monarchy）、普通法，这就使得他相信英格兰的与众不同是古已有之。

莎士比亚时代也有很多人描述英格兰的状况，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约翰·艾尔默（John Aylmer），他的报告有如福蒂斯丘报告的回声。艾尔默曾任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的塾师，后在伊丽莎白治下任伦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在玛丽女王统治期间，他曾被放逐到欧洲，像福蒂斯丘一样在国外生活了十年。其间他访问了法国和德国，显然还收集了意大利的点滴信息。而且，他也像福蒂斯丘一样对英格兰和邻国进行了一番明确的比较。他的文章呼吁人们警惕天主教和欧陆专制主义（absolutism）的危险，显然是一篇论战的檄文，但也十分吻合当时其他人的观察。文中的细枝末节读来非常真实，至今仍然有据可查。下面仅限于引用他的长篇训诫中的一段：

据悉意大利亦不甚佳，彼国农人所谓富裕，不过以麻衣为华服，以皮肉为长绔耳；饮食及用度皆以贱价而行；赶集之日，无非左手持鸡禽一二，右手持一网篮——内有禽蛋数枚，混于琐碎之间耳。待鬻出其货，收得银钱，竟无力购回牛羊鱼肉——如汝等所为。其携归之物仅一夸特食油，俾以调制野菜沙拉，维持一周食用。日耳曼境况虽比别国略佳，然其国民食用根块多于食用肉类。……推己及人，汝当自知幸甚。彼等啖野草，汝等食牛羊；彼等啖根块，汝等得享黄油奶酪及禽蛋。彼等日饮白水，汝等畅饮上好啤酒。彼等携沙拉归于市，汝等载精肉归于市，且囊中饱满。彼等何尝得见海鲜，汝等尽可大快朵颐。彼等纳税直至赢瘦如柴，汝等尽可为儿孙后代积蓄存储。……汝之生俨如贵胄，彼之一生犹若彘犬。

大约同一时代，埃塞克斯郡的牧师威廉，哈里森也在为他的《英格兰之描述》收集资料，这部记叙发表于1577年，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英格兰的物质财富，例如家具、住房、衣着等等。17世纪初，法因斯·莫里森历时多年漫游欧洲大陆，也发表了一些报告，证明英格兰与他过访的很多地方相比，拥有无匹的财富。

时至17世纪末，英格兰人再也不可能怀疑自己生活在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土上，惟有荷兰人庶几可以比肩了。“较之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贫苦劳动者，英格兰制造业的工人吃得更肥美，喝得更香甜，住得更舒适，活得更轻松。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他们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

18世纪，差距进一步加大，以致在亚瑟·扬（Arthur Young）、托马斯·马尔萨斯等旅行家的眼中昭然若揭。马尔萨斯写道：“如今人们一致同意：大革命以前法国下层阶级的生活悲惨万状。那里的劳动工资约为每日20苏，合10便士，同期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则将近17便士，而同等质量的小麦在两国的价格却相差无几。故而亚瑟·扬声称，大革命爆发初期，法国劳动阶级虽占总人口的76%，但比英格兰的同等阶级吃得更糟，穿得更糟，无论患病还是健康之时，所获福利也更糟。”

***

近期的学者也评述了这类差距，在此我仅举少数几例。柯林·克拉克估计，1700年法国的日薪相当于2600克小麦，此前50年左右，英格兰的日薪已达到此数的将近2倍，合4800克小麦，但这还“只是15世纪的半数”。121乔尔·莫基尔推测，1788年英国—很可能将苏格兰和威尔士也计算在内—比法国的人均GNP大约高出30％。

法国并不是极端案例，它属于比较富裕的西欧地区。如果我们把以上数据与晚近以前的第三世界相对照，结果将更加怵目惊心。弗里斯估计，根据1688年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所报告的数据，当时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比今日的“现代”亚洲或非洲高出2-3倍。大卫·兰德斯提出，18世纪英格兰的人均收入约为100镑，是1960年代印度人均收入的4倍。换言之， 甚至在工业革命以前，英格兰已经跨越了贫困线，以其富足而论已经进入了“现代”，与大多数邻国已经有了差距——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曾有一个短时期比英格兰还要富足。英格兰与第三世界的差距更是迢遥无可计。

***

大多数旧制度社会约有高达四分之三的人口被迫以劣质食物为生，杂粮粗谷，缺肉少菜。历史上的英格兰又当如何？16世纪哈里森写道：“无怪乎我们的餐桌每每比其他国家的更丰盛，甚至从远古以来，我们就是这种习惯了。”

此前一个世纪，如上所述，福蒂斯丘也曾描述这种反差。18世纪索绪尔也是以同样笔调描述英格兰的：“他们丰衣足食，我国农民食用的粗粝黑面包在他们是闻所未闻。每逢星期日，他们的炉前必有一块上好的牛肉，一年到头地窖里必有一桶麦芽酒。一言以蔽之，到处是一派富足景象。”他继续说，英格兰人“是饕餮家，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吃面包，有些人对面包简直不屑一顾”。

在同一个世纪，亚瑟·扬如此描述英格兰劳动者的日常饮食：“第一天他要吃2磅用小麦、裸麦、土豆做的三合面包，连同2盎司奶酪和2品脱啤酒。第二天他要吃3份用瘦牛肉、豌豆、土豆粉、米粉、葱头、芹菜、盐水做的汤。

在爱默生笔下，英格兰人吃香的，喝辣的，大陆人却鲜有像样的饮食，两者的反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英格兰人的饮食既充足，又有营养——劳动者可不能靠水芹过活。牛肉、羊肉、小麦面包、麦芽酒是高级劳工的寻常饮食。吃得好，吃得饱，是英格兰百姓的民族自豪感的主要资本。英格兰人在漫画中总是把法国人画成一个饥肠辘辘的穷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最好最贵的谷物——小麦——已成为英格兰人的主粮，甚至是穷人的主粮。因此罗杰斯写道：“自古以来，英格兰人民的主食一直是小麦面包，尽管小麦在人类的粮食作物中是最昂贵的，其收成通常也是最不稳定的。18世纪中叶，苏格兰人凯姆斯写道：“在伦敦，靠教区施舍为生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屈尊吃黑面包；在英格兰的不少地区，很多从慈善机构接受大笔救济金的人习惯于每天喝两顿茶。”而在凯姆斯的故乡，主粮却是燕麦，因此亚当·斯密评论说：“苏格兰平民以麦片粥为食，英格兰平民以小麦面包为食，所以总体说来前者既不如后者强壮，也不如后者漂亮。约翰逊博士实事求是而又不无嘲弄地说，英格兰人用燕麦喂马，可怜的苏格兰人用燕麦喂自己。

总而言之，饮食的转型——转向“现代的”高蛋白和高糖饮食——在欧陆大部分地区迟至19世纪后半叶才发生，在东亚部分地区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迟至当前才发生，但是在英格兰，“现代”饮食显然是中世纪以降的长期现象，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莫不如此。

***

喝什么，在英格兰历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在《绿色黄金》一书中阐明，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英格兰人只要有可能，就不肯喝白水，殊不同于欧陆所有国家的人。

例如，“1726年，瑞士人M.德·索绪尔访问伦敦，对当地的用水量大感意外。他说，其中没有一点一滴是被人喝掉的，下层阶级，乃至赤贫者，全然不知道用白水止渴是怎么一回事。”

英格兰人更青睐的是一些昂贵的选择。曾有好几个世纪，他们以喝啤酒和麦芽酒的形式，喝掉了他们谷物总产量的一半。后来他们又转向了中国进口的茶叶，茶水里还要添加从牙买加舶来的食糖。索绪尔评论道：“英格兰各地都流行喝茶，而且一天要喝两顿，虽然所费不赀，但是最贫贱的农民也像富人一样，每天要喝上两顿茶。茶叶消费总量极大。”后来他又写道：“前文已经介绍，从最底层的农民，到最高层的贵族，英格兰人普遍消费茶叶，而且消费量极大，据估计，每一个英格兰人，无论男女，一年平均要消费4磅茶叶，委实惊人。”

英格兰人如此消耗啤酒和麦芽酒，后来又大量消耗加糖和加奶的茶水，这在他们的健康和工作量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应，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实际上属于“现代”的饮用模式，换言之，英格兰人饮用的是经过人工干预而产生的冷饮和热饮，而不像其他大多数民族那样，长期忍受高度污染的、危害健康的生水。离开了这种饮用模式，我们很难明白英格兰人何以能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使伦敦这类大城市不会首先膨胀到一个限度，然后由脏水导致极高的死亡率。

营养差距的一个后果体现于世界饥荒史。从诺曼入侵（Norman Invasion）直到今天，除1315-1319年的饥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英格兰发生过全国性饥荒。世界其余地区的情况却相反：饥荒，伴随着大规模的死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半叶，在日本持续到19世纪后半叶，在苏联持续到1930年代，在中国和印度持续到20世纪中叶。如此算来，英格兰人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余人口提早500年有效地摆脱了饥荒。

***

如果从吃什么和喝什么，转向我们拿什么遮体和护身，那我们不妨首先研究一下衣服。现代服装的要义是能在冬天保护身体和保存体温，能在夏天保持凉爽。我们很多人将这种“现代”穿衣模式视为天经地义。但是在大多数旧制度国家，很多人的衣服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匮乏而又低劣，大部分人口经常跣足和光头。这种景象不仅见于日本、中国、印度20世纪以前的传统着装，甚至见于苏格兰高地和群岛，以及欧洲许多地区19世纪后半叶以前的着装。

观察家们指出，英格兰人早已穿上了昂贵而又结实的服装。又因为英格兰人广有家畜，不乏动物皮革，他们还穿上了皮鞋。他们还经常戴帽子。由于盛产绵羊，他们有了温暖的精纺羊毛面料；从18世纪开始，他们又有了棉花和棉布。

14世纪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描写了英格兰人的锦衣华服。但是也有很多作者斥责英格兰普通百姓的“奇装异服”和奢靡着装。16世纪，托马斯·比肯写道：“我认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王国的人，包括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Saracens），能像当今的英格兰人一样在自己的服饰上如此花样翻新。英格兰人的上衣必须紧跟意大利的潮流，他们的披风必须仿照西班牙人的用法，他们的长袍必须依照土耳其人的式样，他们的帽子必须属于法国的新时尚，最后，他们的匕首必须是苏格兰制造，还要镶上威尼斯的真丝流苏。”英格兰人，至少是中产阶级人士，乐此不疲地根据时尚而更衣，这种行为导致的结果是舒适，是体能的保存，是对制造业的促进。

18世纪初，瑞士观察家索绪尔记叙道，英格兰的“下层阶级大多也穿得不错，尽是些上乘面料和亚麻。你在英格兰绝对看不到木屣，而且，最穷的穷人也绝对不赤脚走路”。说到中产阶级，他指出，这些“英格兰人一般衣着朴素，服装上很少披金戴银。他们穿一种叫作‘弗罗克’（frock）的修身小外氅，上面不加镶边和褶饰，顶部带有一个短斗篷。几乎人人都戴一部小小的圆形假发和一顶朴素的礼帽，手里拿一支拐杖，但是不执剑。他们的棉和麻是最优质和最精良的”。至于英格兰的妇女，“她们以鞋袜整洁的秀足为自豪，以精美的亚麻面料为骄傲，以她们的长裙为荣耀——那是用印度群岛舶来的富丽丝绸或棉布，根据时令而制成的。鲜有哪位妇女穿羊毛长裙。即使女佣，也会在星期日和节日穿上丝绸，堪与她们的女主人争妍斗艳。”

尤其古怪的是，英格兰人酷爱戴帽子。19世纪的美国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对此有过描述：“说到英格兰人对帽子的感情，请原谅，一个外国人或会认为是一种迷恋，一个北美印第安人或会认为是他自己的药袋子的替代物。一位英格兰人在教堂的长椅上坐下，然后冲着帽子里面念祷告，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景象。”

***

今天，任何一个游历科茨沃尔德丘陵（Cotswolds）、东英吉利羊毛城市、约克郡山谷或某些古老乡镇的人，仍可看出英格兰的住房是多么坚固。就我所知，英格兰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它的房屋中有千万幢，虽历经五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其基本结构和建筑材料却屹立至今。

还是让我引用两位法国人的观察吧。第一位是罗什福科，他说：“一言以蔽之，英格兰平民的住房永远明显地优越于法国贫困农民的住房，看到这一点我总是万分痛苦。”第二位是索绪尔，他表示： “我必须承认，英格兰人建造房屋时带有一种味道，仿佛不可能对大地有比这更好的用法了，又好像不可能有比这更舒适的房屋了。”

日本可以充当另一个比较案例。18-19世纪，日本农民的住房与英格兰贫民的住房之间的反差也很强烈。前者，用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话来说，是“漂浮的灯笼”，用廉价材料建造，没有地基，只能挺立短短几年。后者是坚固而昂贵的建筑，多为两层楼，从17世纪开始大量采用砖石材料，建有好几个烟肉、一批独立的房间，或许还建有一个地害，很可能还带有座花园。19世纪初卡拉姆津（Karamzin）写道： “英格兰是个砖瓦王国，城镇和村庄的所有房屋都是砖墙和瓦顶，不必刷油漆。”

这些特点造成了又一种积极效应，回馈到建筑、装潢等经济活动中，也回馈到生活的其他许多层面。笛福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较之其他国家，英格兰制造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赚得更高的工资，在衣食上花费更多的金钱。穷人的高消费……导致了国内供给品和制造品的巨量消费，造就了我们所说的国内贸易。”这个过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成分之一。一个庞大而富有的中产阶级正在积极地消费国内的制造品，从而刺激了生产。事实上，这场“消费革命”（Consumer Revolution）发轫于中世纪，洪波涌起却是在后来的几百年间；持续到18世纪时，它最终成为英格兰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表征。

英格兰非凡财富的进一步证据，可从英格兰12-13世纪以降的公共建筑上看到，尤见于那些至今仍然遍布全国的巍峨的主教大教堂和地区教堂。英格兰很多城镇和村庄都有华丽的、造价高昂的教堂，例如牛津和剑桥诸学院的礼拜堂—包括我所在的国王学院的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或如萨福克、诺福克等羊毛城市或其他地方的教堂。它们大多始建于中世纪后期，印证了当时英格兰的财富分布之广泛。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几座这样的中世纪建筑，法国那些宏伟的主教大教堂就是一例，然而即使是法国的大教堂，放在英格兰同类建筑的侧畔也黯然无光。“英格兰的大多数大教堂都比欧洲的其他大教堂更壮观，惟一的例外是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

英格兰生产体系的高效意味着工作模式的与众不同。这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我们从乔叟的朝圣者故事可以看出，14世纪，英格兰人已能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休闲活动和业余爱好上。很多人认为英格兰人不如邻国人民勤劳。一份英格兰与日本工作模式的比较性研究确凿表明，与欧洲各国人相比，尤其与英格兰人相比，日本人工作起来是怎样的拼命三郎。

索皮埃尔写道：“在我看来，英格兰人骑在马背上跑出的速度比别人快得难以置信，因为这可是一个懒汉之国在使用马匹啊——我大可以如此断言而又不得罪他们，说不定他们还以自己的懒惰为自豪，认为真正的生活在于懂得怎样轻松过活呢。”罗什福科的评论更加鞭辟入里：“有了这笔高工资，他们无须像我国人民一样做太多的工作。我近距离追踪了几个英格兰人，观察他们一天的工作状况，我可以向你保证，无论那些访问过法国并且不同意我的观点的英格兰人持什么意见，反正英格兰劳工干起活来漫不经心，不仅要再三再四地休息，还要喋喋不休地闲谈。我确信，一个法国劳工比一个英格兰人的日工作量要高出将近五分之一。”

英格兰人较多的闲暇和较高质量的饮食为本国文化带来了许多古怪之处。总体说来，英格兰人下班之后不会筋疲力尽，为了消耗剩余精力，他们从事和发明了各种生龙活虎的运动和游戏，从足球和橄榄球，到敲钟和登山，无奇不有。既然他们希望充实漫长的闲暇时光，他们索性发明了一种最耗时的运动——板球，或者干脆泡在一个乡间酒馆里喝酒。

别国人从地里收工以后也忙个不停，处理与工作相关的杂事；但是18世纪中叶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惊讶地注意到，英格兰农村劳工能够投身于自己喜欢的任何业余活动。据他观察，农田佣工（farm servants）“傍晚一进农舍，便不再干一丝一毫的活计，而是吃东西，闲坐和闲谈，直到深夜11点。他们绝不麻烦自己去制作什么运货马车或农具”。卡尔姆困惑地发现，他们反而跑到当地的酒馆，和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卡尔姆还经常纳闷：“那些无法靠自己的日薪让自己和妻子儿女吃饱喝足的人，怎么也能像这样消磨时间和金钱”。

与上述工作模式相匹配的是，英格兰人醉心于养花、园艺和其他业余爱好，以填充空闲，也醉心于运动和游戏，以消耗精力。这些活动对大自然和农村造成的诸多影响，譬如鸣禽四处悠游（它们在农民社会通常被人吃掉），野果无人采摘，自古以来就非常明显。

结果，英格兰有了这样一种农村：大片宝贵的土地未被投入农业生产，却被用于休闲活动或夸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莱恩的描述十分恺切：“英格兰人植树造园是为了美化环境。满眼是公园、游戏场、草坪、灌木丛；土质肥美的古老草地只出产奢侈作物——例如供良种马食用的青草和干草；到处是乡村绿地、公地、田间小路、树篱、沟渠、堤岸、墙垣；栅栏外或公路旁尽是些闲置角落和零散地块；这一切地块相加，在英格兰占据的土地总面积大约相当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总面积。这在大陆是非常罕见的。总体而言，英格兰长期以来一直负担得起各种奢侈：充裕的闲暇时间、大片的闲置土地、高度的物质福利——这种福利直到今天才成为许多国家的寻常事物。上述种种，是现代性的主要成果，也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