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重视竞争性游戏和运动。在这方面，我们见识到了英国出口物品中一批最早的、最重要的项目，包括两项可以自诩为“国际新宗教”的游戏——板球和足球。当今印度靠板球凝聚，巴西靠足球团结。游戏有多种功用：教人们怎样竞争，充当竞争的平台，表达异同，锻炼才智，培养团队精神，协力追求共同目标。林林总总的游戏在英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的美术、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中看到明证。在很大程度上，大英帝国这——“想像的帝国”（imagined empire）就是通过游戏而结为一体的。
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是映照资本主义的一面重要的镜子。今日英国有很多重大的空间——运动、休闲、大自然、爱情等——是被围栏把守的，以防竞争性消费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onsumer capitalism）的长驱直入。从理论上说，这些空间是商业压力和赚钱行为不应该发号施令的地方。它们以一种迥异于日常“工作”之苦差的方式，提供刺激和娱乐。
这种娱乐，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可负担不起，因为他们工作太苦，营养太差，除了特殊的节假日以外，不可能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毫无经济利润的纯休闲活动上。我记得，当我抵达尼泊尔的一个山村时，我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古隆人（Gurungs）除了跑步和扔石头以外，没有本地的运动和游戏，也没有明显的业余爱好。
因此，现代性的独特表征之一是，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广泛流行并备受推崇。我们只须想想当今国际上的电视节目——足球热、板球热、棒球热、台球热、奥运会上搬演的多姿多彩的运动项目、五花八门的运动服饰和用品，即可了然。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面貌的“游戏人”（Homo Ludens）。这一切源于何处？
很多人注意到，英格兰人格外痴迷于游戏，而且迄今已痴迷了好几百年。论及游戏项目本身，众所周知，世界上很多竞争性团队游戏要么是在英格兰发明的，要么是在英格兰完善并形成制度的。帕克斯曼给出了一份非常全面的综述：“‘soccer’——世界第一运动——一词，就是英国各公学对英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的俚称；棒球是英格兰儿童的跑注式棒球（rounders）游戏的一个变种；美式足球是橄榄球的一个翻版；……网球是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即洛德氏）重新开发的，第一届世界闻名的联赛则于1877年举行。英格兰人确立了跑步、游泳、划船比赛的距离，还开发了世界最早的现代赛马运动。当代的曲棍球运动可以追溯到1886年曲棍球联盟（Hockey Association） 制定规则之日，游泳比赛可以追溯到1869年英格兰业余游泳联盟（English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的成立之日，现代登山运动可以追溯到1854年阿尔弗雷德·威尔斯爵士（Sir Alfred Wills）攀登维特霍恩峰（the Wetterhorn）之举。英格兰人发明了足球门柱、比赛用船和秒表；英格兰人是培育现代比赛用马的开山鼻祖；英格兰人即使从海外引进某个运动项目，例如马球或滑雪，他们也要制定规则。”这一段尚未论及一项最具英格兰特色的运动，即板球；关于此项运动，帕克斯曼另有长篇累牍的专论。如果把目光转向当今，我们看到，英格兰拥有几家非常优秀的计算机游戏公司，例如“侠盗飞车”（Grand Theft Auto）的制造商，还拥有非常精彩的棋盘游戏，例如颇具资本主义风格的“地产大亭”（Monopoly）。
18世纪初索绪尔写道：“另一种在旁观者看来很不方便的娱乐是足球，这种游戏是使用一个充气的皮球，用脚踢来踢去。”下页他描述了英格兰的另一项全国性运动： “英格兰人酷爱一种他们称之为板球的游戏，为了打板球，他们跑进一个空旷的大场地，用一块木头把一只小球打来打去。我不打算给读者描述这种游戏，因为它太复杂；我只能说它对灵活性和技巧的要求相当高，而且无论平民还是贵族，人人都喜欢玩。有时候一个郡县与另一个郡县对阵，赛前要发文告将赛事通知大家，赛后还要发文告宣布哪方胜利班师。凡有重大赛事，便观众如堵。”说起草地保龄球索绪尔指出，英格兰人“专门为此而保养一种方形草坪，名曰保龄球草地”。
索绪尔还谈到了另一种典型的英格兰式的消遣，认为它也是英格兰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一道分水岭。此项活动同样要求有充沛的闲暇时间和富余精力。他写道：“英格兰人的另一大娱乐是敲钟，这是他们取之不竭的快乐之源，只要出现机会就不会放过。这里的钟声永远和谐悦耳，我不认为有任何其他国家像英格兰一样，将敲钟发展成了一门如此高度的艺术。……一位优秀的敲钟手能敲出一千多种不同的钟乐。……英格兰人如此热爱这项娱乐，甚至互相结成了专事敲钟的社团。”
英格兰绅士尤其对户外运动趋之若鹜，并以射击、猎狐、猎兔、骑马等户外运动而饮誉世界。特权性的渔猎活动写就了英格兰乡村史的大部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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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的日本朋友们指出，英格兰人的业余爱好热构成了英日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诚如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言：“我们不仅是一国爱花人，而且是一国集邮家、养鸽迷、业余木匠、票券剪藏家、投镖手、纵横字谜控。”这是“英格兰的又一个特色，它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几乎习焉不察。这是一种对业余爱好和消遣活动的瘾头，属于英格兰生活的私密空间。”他提出：“最名副其实的本地文化全部围绕着小酒馆、足球赛、后花园、火炉前和“一杯酽茶”而开展，这些活动，即使在采取社区（communal）形式的时候，也仍属非官方性质。”
我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深有体会：我幼时就读的寄宿小学和寄宿中学狂热地推崇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许多英格兰人来说，游戏的功能与宗教好有一比：它赋予人生一种意义，对不幸作出一种解释，带来一整套能将人们联成一体的仪式。A.C.本森曾在一所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 教书，他暗示，在19世纪后半叶，游戏已经变成了一种团结英国人的宗教：“如今，论述游戏比论述‘十诫’（Decalogue）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当前的《圣经》考证学（highercriticism）倾向于把信仰‘十诫’变成一个品位问题，而对于英格兰普通百姓来说，对游戏的信仰只是一个宗教信仰问题和道德问题。”
克劳迪奥·贝利斯指出，在深受英格兰文化影响的地方，无论是波士顿、温尼伯（Winnipeg）还是奥克兰（Auckland），那里的郊区总是居住着无数“有组织的热情的业余天文学家、养猫迷、铁路迷、土风舞迷、养鸽迷、丛林野味迷、蛋糕装潢迷、观鸟迷、园艺迷、老爷车迷，较之聚集在任何其他地点和时间的人群，他们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去从事那些依照定义来说是毫无利润可图的典型的‘业余爱好’”。
贝利斯还提出，某些社会先前被宗教和亲属关系凝聚为整体，但是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提供了打破这种“共同体”的手段。他写道：“或许可以断言，由于英格兰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对共同体新格局的需求，所以现代运动是这场革命的副产品，它们替代了过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替代了那些被一往无前的工业主义所颠覆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这方面几无例外，更无过硬的例外。”
而且，游戏和业余爱好丝丝入扣地吻合英格兰的阶级体系。在英格兰，不同的社会阶层投身于不同的游戏、运动和业余爱好，贵族有贵族的一套，中产有中产的一套，劳动者有劳动者的一套。例如，公学（public schools）玩的是橄榄球联合会（rugby union），非公学玩的是橄榄球联盟（rugby league）。只有富人才会带着猎犬去猎狐，一般说来也只有劳动阶层才赛鸽。上层阶级钓鱼，钓的是鲑鱼、鳟鱼等可吃的“野味”；劳动阶级钓鱼，钓的是不可吃的“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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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要求我们习得的素质，恰恰是一批据信能使我们适应一种成功人生的素质——成功的企业家、律师、教师、士兵，这些素质包括勇敢、自信、思想独立、不畏风险、合作技巧、热情、输得起、公平游戏概念。在一个不涉及赚钱和蚀本的模拟环境中，我们被要求学习某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必要品格，譬如狡黠机敏。泰纳以赌马为例，指出了运动与英格兰人痴迷于竞相赚钱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马匹和赛马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热情？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到英格兰人那种运动家式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去找寻原因。富人和小康人士在乡下度过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光。……他们的生活方式（moeurs）中的所有这些特点，在德比大赛马会（Derby）上达到了高潮，那可是他们的特殊节日。”
英格兰的法庭断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性游戏，其中一方力图智胜和击败另一方——不是用球拍或皮球，而是用唇枪舌剑。同理，很多人注意到，英格兰的政治对抗也宛若一场游戏，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公然实行的火爆辩论就是实例。托克维尔指出：“尤其在公开演说中，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英格兰人一样，如此极端地诉诸语言的暴力、理论的凌辱、推理的铺张，因而你的那位A.B.先生偏激地说：爱尔兰人射杀的地主还不够半数呢！但是论实际行动，却也没有任何其他民族比英格兰人更加克制。英格兰人在公共会议上的言论，甚至在晚餐桌旁的言论，只要拿到法国去讲出其中四分之一，并且无须实际付出或打算付出任何行动，便能成为导火索，引发暴力——其暴烈程度每每远甚于引发暴力的那番言论本身。”
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尤其是英美资本主义的竞争本质，对于那些在19世纪中叶邂逅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似乎格外明显。其中一人是日本哲学家和现代化推手福泽谕吉。他在自传中说，当他着手翻译一部关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的入门读物时，他碰到了如何翻译“competition”一词的问题，后来他用“竞赛”和“战争”的组合词解决了问题。
关于这个翻译难题，福泽谕吉叙述道：“当我遇到‘competition’一词的时候，由于日语中没有对应语，我不得不采用了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汇——“竞争”，字面意思是“竞赛-战争”。主管官员看到我的翻译大为动容，沉吟之后突然说：“这里有个“争”字。什么意思？一个多么不和平的字眼！”福泽谕吉极力辩白，但是那位官员拒绝把译文拿给上司过目，只因为“争”字不利于和平。接下来福泽谕吉辛辣地评论道：“我想他可能更希望在一部经济学著作中看到“人人友善相处”、某人忠于自己的主人、某商人在国库拮据时慷慨解囊之类的字样吧。但是我对他说：‘如果你不同意“争”字，恐怕我只好彻底把它擦掉。能够忠实于原文的再也没有别的说法了。’”
福泽谕吉用“竞赛-战争”译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既存在这种很不和平的“竞赛-战争”，同时也存在更和平、更合作的精神。当竞争性资本主义者力图逮最大的鱼、种最大的菜、集最大一套邮票、赛最快的艇时，他们需要有竞争对象。但是他们也需要合作、分享和攀比，因此，所有这些活动也都围绕着友谊、团体、俱乐部而展开，而且还要互相买账，承认对方的技巧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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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俱乐部、协会、业余爱好、游戏和运动，被英格兰的另一个典型现象所增强，那就是英格兰的客栈（inn）和酒馆（pub）。这些客栈、酒馆给人们提供了会“友”场所，因此既表达了也巩固了英格兰的结社模式（patterns of association）。
大客栈在英格兰的城乡比比皆是，人们可以在那里过夜和吃喝，这形成了英格兰社会史的一大特色，遐迩闻名，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就有描述。我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当英格兰人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时候，即使旅途附近住着亲戚，他们通常也下榻于客栈或提供夜宿和早餐的家庭客栈（bed andbreakfast），而不去“麻烦亲戚们”。
客栈以下有一个同样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啤酒屋和酒馆的普及性和向心力。人们可以在那里买酒喝，也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聚谈。17世纪中叶又有一股力量加入进来：随着茶和咖啡这两种新型饮料的风行，茶室和咖啡馆开始涌现在大小城镇。
哈比森发现了英格兰这类“公共场所”（public place）的怪异：它们有—至今仍有 —— 一种排他的、自在的、亲密的感觉，在这里，陌生人可以成为一时的朋友，在这里，可以出现一种半家庭（semi-family）的氛围。他写道：“英格兰有一种令人瞩目的场所，较之你在任何一个家庭能够感受的氛围，它更像是一个家，也更老派；这种场所的公共性别具一格。美国人忘记了酒馆（pub）的词源是公共（public），倒以为它是一个专门说法，表示自在和满意。它变成了如此有力的概念，我们不可能单单用一句话把它充分表现出来。……虽然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乡村客栈，但是它们在别处都变成了时髦的餐馆，惟独在英格兰，它们变得比以往更有村庄风味，也更像是地下洞穴。”
历史上的英格兰人拥有较多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又不把生活建立在排他性亲属关系或种姓集群的基础上，因此他们需要聚会和结社的场所。当然，至交好友可以直接请到家中。但是，若能在第三方的房屋中找到一种有界限、有掩蔽、半公开、半私密的空间，那么，互无亲属关系的人就有了聚会和谈天的机会。实际上，在英格兰每一个村庄和城镇的腹地，都有一个或几个“社区中心”，那便是村里的客栈、酒馆或啤酒屋。
18世纪末罗什福科指出，客栈在某一种俱乐部的聚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写道：“第三种俱乐部更加适合于小劳动者，这个阶级我们法国人称之为农民。他们的聚会场所也还是客栈，不过是在村庄客栈，或者是在镇上最小的客栈。俱乐部成员每年在那里聚餐一次。……这类俱乐部在英格兰随处可见，每一个农村地区都能或多或少从中受惠。在举办聚会的客栈里，有一个用两把钥匙上锁的箱子，上面开着一道窄小的槽口，供俱乐部成员把钱塞进去。”
托马斯·柏克也指出了客栈的重要性：“客栈过去是，现在依旧是中心论坛，人们在那里辩论政治，争论文学技巧和绘画技巧的新发展，讨论道德哲学和宗教，传播流言（无疑也造谣诽谤），说俏皮话——这些话要么妙趣横生，要么尖酸刻薄，但永远带有夸张的谐趣，最文静的英格兰人在休闲时分也不怕把它们说出口。客栈至今仍是共同体大部分成员的社交生活的组成部分，不仅为娱乐休闲提供碰头地点，而且为各种联谊会、慈善会、互助储金会（slate clubs）提供活动场所，还为五花八门的业余爱好俱乐部——钓鱼、养鸽、种菊、考古、保龄球等——充当大本营。”
客栈和酒馆也用于法律会议或政治会议，柏克继续写道：“它们过去定期被用作，现在也时常被用作验尸官法庭（Coroner's Court）、教会执事庭（Churchwardens' Court），还被用作选举自治市镇官员（borough officers）的会场，更有甚者，直到维多利亚中期，季审法院（Quarter Sessions）也在客栈开庭。……自治市镇官员选举也几乎总是在客栈进行，选举之后又总是紧跟着一场餐宴，从市镇政府的账号上划款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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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英格兰是举世闻名的店主之国，它也是举世闻名的养宠物者之国。凯特·福克斯写道：“养宠物对于英格兰人来说，与其说是一种休闲活动，毋宁说是一种十足的生活方式。……或许一个英格兰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而他的狗却是真正的国王。……狗儿们比我们的孩子得到的关心、宠爱、欣赏、鼓励、‘黄金时间’还要多，吃得也往往更好。……我们在成立英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之前很久，便成立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o Animals)。”
养宠物的传统似乎由来已久。基思·托马斯指出：“养宠物是中世纪有钱人的时髦。”我们所知的宠物就有叭儿狗、鸟、兔子、猎犬、笼养鸟、松鼠、猴子，等等。至于有钱人之外的人口，我们迄无多少证据，但是这些人刚刚在历史记录中显形，宠物便开始泛滥，因此托马斯总结说：“宠物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寻常身影，似乎是在16-17世纪。”1656年，托马斯·艾迪列出了家鼠、田鼠、睡鼠、兔子、鸟、蚂蚱、毛毛虫、蛇，说它们像其他宠物一样，“在纯洁无害的人中间既合法又常见”。他甚至讲到一位绅士，说他“确曾在一只盒子里养过一条从坚果中爬出来的蛆，直到它长得不可思议地肥大”。可见品种跨度之广，也可见，如基思·托马斯所说，若以为英格兰人对宠物的口味是在18世纪才普及的，则很可能是误解。
了解宠物畜养率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出两个证据，用来证明豢养家畜的普及程度。17世纪夸美纽斯为儿童撰写了一部插图百科全书，其中一幅插图的内容是一座家宅及家中的动物，包括狗、猫、松鼠、猿、猴，它们被“养在家里取乐”。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描述，伦敦几乎每一所家宅都有一条狗和几只猫。不过在这里，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定义“宠物”究竟是什么？若将宠物视为非实用品（non-utilitarian），像一座花园那样，我们会发现，16世纪英格兰社会庞大的中等阶层多半养有兔子、臭鼬、雪貂、猴子、鹦鹉、松鼠、麝鼠、小型犬，等等。如果“宠物迷的一切征兆在1700年已经彰显”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辩称，在1700年以前的几百年，英格兰人刚刚拥有足够文献能将宠物记录在案的时候，就体现了宠物迷的强烈征兆。由此可以判断，这种早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已经发生的现象，很可能产生了极大的效应。养宠物的广泛风行，是某种比18世纪诸般变革更古老的东西的副产品。
谈到宠物对人的心理作用，托马斯曾经讨论宠物在一个原子式的（atomistic）现代亲属体系中对人的吸引力。这个意味无穷的提法我们不妨稍加铺陈。在大多数社会，早婚、多育、亲属众多——而且亲属之间在身体和情感上非常亲密——等因素联合起来，给人们提供了情感满足，而这种情感满足，如今很多人只能在宠物身上寻找。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个人主义的亲属关系体系和婚姻体系在英格兰是古已有之，它的中心表征或可追溯到至少13世纪，如果不说更早。不难看出，养宠物和热爱大自然是英格兰的古老现象，而且与上述个人主义的亲属关系体系和婚姻体系密切相关。正如英格兰的儿童是奢侈品，被视为高级宠物，英格兰的宠物也是奢侈品，被视为另一种儿童。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宠物给“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的个人带来了一种温暖、明朗、简单的关系：“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宠物代表着我们此生独一份与另一个有感知的生物之间的开放而不设防的情感牵挂。”
动物与人类之间如何划界，开发物种与保护物种之间如何划界，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在英格兰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由于我们的祖先，以及今日的我们自己，将自然世界细致地划分为驯化和野生、可吃和不可吃，我们才能一边做肉食者、捕熊者和猎狐者，一边深情热爱某些动物并大力关切虐待动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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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转向植物，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园艺革命”（Gardening Revolution）。英格兰人名不虚传，他们确实是对私家花园异常热情的园艺家。福克斯提出：“园艺大概是这个国家最普及的业余爱好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可被描述为‘现役园丁’（active gardeners)。”同样确切的是，几百年间他们花园的内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读到：“1500年英格兰大约有200种人工栽培植物，但是在1839年，数量已上升到18000种。”这并不表示园艺在1500年以前不普及，而实在是因为那时尚无太多人工栽培植物可供选择。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植物卖家，而且我们被确切告知，“中世纪的园艺活动比有些人意识到的更多”，虽然“品种好像比较有限”。
品种的樊篱在于英格兰和欧洲的自然条件，然而，一旦从美洲新大陆进口异国品种，一旦与非洲和亚洲拓宽联系，从而使植物的多样化有了可能，英格兰人立刻热火朝天地投入行动，充分表现了内心的热情。16世纪后半叶，威廉·哈里森对英格兰的花园表示惊诧，因为此时它们的美丽已经“奇妙地”增色，园中不仅开满鲜花，而且长满各种“香草、植物和应季水果”，一概是“从东、西印度群岛、美洲、塔普罗班尼岛（Taprobane，在锡兰）、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es）和世界各地日日不停地运来”的，于是，英格兰“几乎没有一个贵族、绅士或商人不拥有大量的花色品种”。哈里森本人是埃塞克斯郡的一位教区牧师（vicar），他最后忍不住小小地吹嘘了一下自己的花园：“园子不大，总面积不过略逾三百英尺而已，但是我运气颇佳，购得了形形色色的品种，因此，尽管我技艺粗浅，竟也在园中种出了将近三百个类属，而且没有一种是平平常常、众人皆有的。”
从村舍的小花园，到绅士府邸的大花园，普遍的园艺热是英格兰的一个惊人的、典型的表征，从最早的16世纪翔实记录中就有明确的显现，然后持续至今。我们被告知：“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仅在户内度过必要的时间，因为只要他们爱家，他们就去爱他们的花园。”皮尔森广泛描述了当时绅士阶层和商人阶层的园艺热。
印刷术刚一普及，英格兰马上开始印行时人的园艺论著，例如托马斯·希尔1563年的《花园装饰、保护和建设的最明快指南》（Thomas Hill， A Most Briefe and Pleasant Treatyse， Teachynge Howeto Dress， Save and Set a Garden）。伊丽莎白时 代的诗歌，特别是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诗作，连同它们的中心主题，即伊甸园是天真和快乐的源泉，无不表明英格兰人普遍陶醉于以花草树木为形式的自然之美。17世纪初，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花园”一文中辩称：“全能的上帝率先培植了一座花园。毋庸置疑，它是人类的快乐之中最纯洁的快乐。它是对人类精神的最有力的振奋。没有它，任何屋宇和宫殿只是粗陋的手工制品。”
对花园的激赏不限于富人，有证据表明中层人群也是热心的园艺家。论及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期英格兰约曼阶层的园艺热，米尔德里德·坎贝尔总结说：“花园，作为英格兰人的气候和技艺的可喜成果，已在季节性地为农田和村庄的景致增光添彩。”她间接提到了某位邻人的记录，此人在1658年7月28日记下了一位“乡下主妇”—北安普敦郡一位约曼之妻—的花园里盛开的各类鲜花，包括“复瓣和单瓣翠雀花、复瓣和单瓣美女罂粟、三种不同的紫露草、四种颜色的羽扁豆、紫色和白色的轮峰菊、金盏花、永生草、虎耳草、蜀葵，以及其他多种心爱的名花名草”。这位主妇还种植了种类繁多的药用植物，譬如茴香、甘菊、芸香和白百合。
当然，我们很难确知当时园艺有多么流行，或者人们是多么爱花，但是托马斯提供了几条证据，证明园艺热在17世纪确已波及最普通的人群。他征引了约翰·沃里奇（John Worlidge）1677年的描述：“在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很少有哪座村舍没有一座“相应规模的花园，大多数人从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在此之前几年，坊间出版了一本主要供“平凡而普通的乡村男女”阅读的园艺书，三个月内第一版即告售罄。”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早在18世纪后半叶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英格兰人对花和花园的兴趣已经广泛而浓烈。可见，我们又一次不得不用17世纪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因素加以解释。
英格兰的花园美学也体现了某种独特之处。佩夫斯纳的系列讲座《英国艺术之英国性》中，有一讲专谈英格兰的庭园景致：“英式花园······不对称，不中规中矩，而讲究变化多端；园中景物奇崛，有逶迤如蛇的湖泊，有蜿蜒的车道和曲折的小径，有茂密的树丛，有平滑的草坪。·英式花园以多种韵味无穷的方式隐含着英国性，但是迄今无人论及。第一种方式是最朴素的方式：那逶迤的湖泊和蜿蜒的车道，是贺加斯“美丽曲线”(Hogarth's Line of Beauty）——一种悠长而柔和的S形曲线——的不折不扣的具象形式。……贺加斯……说，它们‘引导目光自由奔放地徜徉’。”英式花园充满惊奇和秘密，相反，在英格兰园艺风格“于18世纪中叶大举侵袭欧陆之前，欧陆的园艺既不自然，也谈不上奇崛。一座不规则的、隐秘的、自然天成的花园，园中充满意外景物，还有几条曲折小径和一座不方不圆的池塘—我从我的亲身体验中发现，这种模式的花园给了我一份特殊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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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文中提出，英格兰在它的地理、阶级、城一乡关系等方面，都不以泾渭分明的划界和对立为特点。相反，在不同的成分之间有着显著的重合或连贯。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发散性地考虑一下人类学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Little” traditions）概念，或考虑一下彼得·伯克等历史学家讨论的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 问题。强烈的文化对立或鸿沟出现在农民社会，在那里，一种城市的、书面的、上层阶级的文化与一种口头的、村庄共同体的文化天悬地隔。正因为此，所以你能在中国部分地区、印度部分地区、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欧陆某些地区—包括某些凯尔特边缘地带—找到一种繁荣的“民间”文化（“folk”culture)。
那里的千姿百态的地方传统（local traditions），无论是歌舞、服装、饮食，还是求婚习俗、婚礼习俗、丧礼习俗，还是家具、工具等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抑或是神话、传说、故事、谚语所体现的民俗，甚至是南腔北调的方言，不仅可见于许多论述口头文化（oral cultures）的书籍，也具体地展现在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等地的“民俗”博物馆。
然而在英格兰，高端与低端之间似乎没有如此鲜明的分立。至少从中世纪开始，英格兰是一个地理上统一的阶级社会，农村与城市互相纠结，统一的文字、货币、法律、国语普及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存续至今的心态、道德、物质文化中，均未表现出一种高、低文化之差，或者大、小传统之差。
当然，英格兰各地也会略呈当地特色。萨福克郡的某些酒馆里有人唱“民间歌曲”；房屋是否采用茅草顶，或者如何装修，也各不相同；地方口音、制作捕鳝网的方法、土产奶酪、民间舞蹈（大多是比较晚近的发明，例如17世纪莫里斯舞［Morrisdancing] ）也会显出差异。但是与我们在典型的农民社会或部落社会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些都只是轻微的变体。
如果我们对上述口头式“民间”文化——从舞蹈到民俗——的种种表征列出一份清单，与英格兰的表征进行对照，那么，后者得出的几乎是一张白纸。英格兰的任何“民俗”博物馆，例如剑桥的那一座，其实只是一座展示劳动阶级生活的博物馆，与欧陆那些乡村文化博物馆的感觉迥然不同。至于英格兰的民间歌曲，著名的分析家A.L.劳埃德写道，它们“以音乐和诗歌的形式表达着所有中下层阶级的梦想，绝不仅仅限于农村劳动者的梦想”。如果检视一下英国民俗学家的著作，我们将发现，它们差不多全都是在讨论凯尔特的、欧陆的、非欧洲的部落民俗（tribal 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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