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知识

虽然伊斯兰学堂、佛教修院（Buddhist monasteries）等建制在理念上与西欧多有重合，但是大学基本上是一项西欧的发明。例如，赫夫曾经比较欧洲、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关于伊斯兰国家，他写道：“伊斯兰法律不承认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alities），因此城市、大学以及其他合法自治 实体未能在那里发展出来。”至于中国，那里确实有一些学术中心，但是“中国的教育系统不仅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偏向于文学知识和道德学问；相反，欧洲的大学不仅是自治的和自控的（autonomous and self-controlled），而且侧重于一套本质上属于科学范畴的核心课程”。

在赫夫之前很久，伯纳尔指出了让知识形成一种制度的重要性：“早期科学协会的创立还带来了一个更永久的效应：它使科学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带有……古代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标记，也带有它们的庄严性和学究气。”同样，科恩也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方独有的现象，从中萌生了一种比其他地方所具有的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供科学生根发芽。”

西方的大学既是“现代性”的起因，也是“现代性”的结果。它们是产生新理论和新发明的重镇，更重要的是，它们为较大的思想自由提供了舞台。当然，来自政治势力、宗教势力、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的压强永远存在，但是在西方某些地区并不咄咄逼人。

将大学视为教育之所和发现之地，是一个古老的理念，早在14世纪末，就随着大学在欧洲的涌现而开始传播。但是，从那时到18世纪末，自由的、学院制的（collegiate）大学作为一个更古老的理念，似乎在欧洲各地渐渐凋敝，惟一的例外是英格兰：在这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幸存下来，以一种半自治机构（semi-autonomous institution）的形式，激励思想和培养统治阶级。

以剑桥大学为例，如果英格兰的众多诗人（从斯宾塞到华兹华斯）或科学家（从吉尔伯特到牛顿）没有上过剑桥大学，他们能否作出伟大贡献将成为疑问。如此一来，英格兰人在艺术人文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建树恐怕也要大打折扣。当然，大学之外也有不少建树，但是，如果大学之内未对电学、光学、血液循环、天体引力进行研究，很多发明大概都不可能问世，无论是航海术，还是蒸汽机的应用。

较之具体发明和具体事件，更重要的是一些较为间接的现象。一个现象是，通过论争，通过抗辩，通过立论和反驳，通过提出假说（hypothesis）并检验假说，英格兰的大学和法学院保存了一种学问传统（tradition of enquiry）。这便是弗朗西斯·培根曾经总结过的方法，今人称之为“实验方法”。它加速了思想的进化，犹如对动物品种实行优胜劣汰加速了牲畜的改良。两者都改变了世界。

全世界的第一个科学协会是1660年创立的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它使实验方法从此形成了制度，也使一部伟大的科学史由此发轫。有了这种正式的学问方法，科学遂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长期进行的高雅研究有了区别。不过，在此之前，“开放”的实验性科学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它体现在欧洲各地学者的工作中，当然也包括13世纪以来的英格兰学者，如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罗杰·培根（Roger Bacon）、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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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世纪，科学在英格兰幸存并勃兴，这既是本书中心主题的标志，也是它的结果。一旦将宗教、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分隔开来，便有了专门的空间，供各个专门的建制大放异彩。知识领域也不例外：“创造一个中立的真实世界，以区别于来自直接经验的原始数据（raw data），此种技术是现代分析科学（modern analytic science）的最根本建树，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源语言（original language）概念的发展。……一个中立的世界，对人类的努力无动于衷，对人类的活动漠不关心，在人类的愿望和祈求面前顽固不化，这一概念是人类想像力的一次伟大胜利，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人类价值观。”

整个欧洲大陆却像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早先发生的情况一样：权势者对知识机构的财富和独立满怀嫉妒，对它们的自由探究满怀恐惧。弗朗西斯·培根一语中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当然不允许落到专制政权的掌控之外，于是自由的大学不再能够生存。但是在英格兰，知识大体上保持了自治，而且，知识不仅不被视为洪水猛兽，反而被视为福祉；后来英格兰又将这个理念传播到了美国。就这样，现代大学逆潮流而在英格兰保存下来。

罗宾·霍顿、卡尔·波普等人在论及这些开放的大学时，以不同的方式谈到了思想自治（autonomy of thought）问题。”在旧制度思想体系中，问题刚一提出就有了答案，因为哲学鼻祖已经揭示了一切。思想被封闭起来。既然先知、孔子、基督、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已将一切答案赐给了我们，过多地探究新知则无异于颠覆。与此相映成趣，现代社会开放式理性（open rationality）的精髓在于，它以知识能够不断膨胀作为前提假设（premise），认为一切现存知识都是暂时的、不完美的；天下之大，新知不断。

显而易见，这个前提假设存在于当今西欧许多地区，也存在于8-14世纪的中东——体现为伊斯兰的知识膨胀和对古希腊思想的复兴。但它不是轻而易举、舒舒服服地存续下来的。身为人类，我们寻求确然性。卡尔·波普描述的一种或然性（probabilistic）世界，一种“只有在证伪之后才算真实”的“猜想和试验”的世界，鲜有长期存续的机会。任何拥有绝对权力的政治当局或宗教当局，都巴不得切断它的前路，譬如，我们在纳粹国家看到过科学的覆灭。

令人惊异的是，弗朗西斯·培根概括的那种开放的、好问的、质疑的、“寻找新事物”的方法，作为一种理念，似乎从13世纪以降就一直贯穿在英格兰的思想史中。英格兰人绝不仅仅满足于探索物理世界——如他们后世对待他们的巨大帝国那样，而是建构了一个“思想帝国”（Empire of the Mind）。“英格兰人想问题很深刻，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性格一个样儿；他们喜欢钻牛角尖，富于经验和体验，由此将他们的科学帝国扩张到了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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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ought）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解答这个问题的一个进路，是采用哲学家和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推论。论及理性的成长（growth of rationality），或曰“世界的去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盖尔纳认为“在原始心理和现代心理之间”存在一个“陡峭的断层”。这就是他多次描述的“向有效知识（effective knowledge）的 转型”。

例如他说，“旧世界仿佛是一种非认知的（non-epistemic）世界，那里的认知原则服从于某种既定观念中的统管一切的基本原则，因此人们很少感到惶恐；但是在新世界，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这两种世界之间”发生了一次“大转型”，甚至是一次“根本转型”。盖尔纳的看法与波普和库恩（Popper＆Kuhn）的看法有一定的重合之处，不过盖尔纳强调的是，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绝非易事：“较之从一个科学想像飞跃到另一个科学想像，创造一个理性的、非魔法的、非入魅的世界更是一种零的突破。波普低估了建立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困难，他似乎认为开放社会永远是唾手可得的。”

盖尔纳的研究汲取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成长的某些思考。理性的现代世界具有两个中心表征，一个是一致性或一贯性（coherence or consistency），一个是效能性（efficiency）。一致性是说“不存在特殊的、特权的、孤立的事件或领域”；效能性是说“通过冷静而理性地遴选最佳的现有手段，可以达到某个特定的、明确公式化的、单独的目的”。这需要“把所有可以分隔的东西分隔开……把所有复合体一直分解到它们的每一个成分为止”，由此创造出“一个通用的测量标准，一种普适的思想通货（conceptual currency）……把所有事实放进惟一一个连贯的逻辑空间……用惟一一种语言描述世界”。

换言之，“理性”在这里意味着各个不同的领域解脱了相互之间的纠缠，足以让心灵自由驰骋，不会在大环境中磕磕绊绊，撞上那些不可逾越的宗教关卡、亲属关卡或政治关卡。在新世界之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空间去容纳魔法或神圣”。相反， 这里的情况是，思想从它通常的主人——政治、宗教、亲属关系等——手下获得了解放。我们向一切思想和一切怀疑敞开了胸怀。上帝无关，父亲无关，国王无关，我们是自己的主人，爱想什么就想什么。关卡轰然倒塌，每一样事物被扯平，处于知识空间里的同一层平台。

由于某种奇怪的悖论，在一个宗教、政治、经济、社会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世界，往往也会出现分立的思想空间。那里总会有一些思想家试图越过雷池，跑进宗教或政治领域，去对国王讲逻辑，或者对教皇的圣谕讲逻辑，不过他们的下场要么是马上被要求悔悟，要么是马上遭到迫害。然而，现代世界的存在前提是允许人们探索任何一个公共空间（common sphere）。例如，大卫·休谟可将理性的逻辑运用于宗教，约翰·洛克可将它运用于政治，查尔斯·达尔文可将它运用于物种起源，尽管英格兰也有阻力，但是他们依然信心十足地这样做。在大多数文明中，他们恐怕会当即受到制止，或者由于亲友的劝阻和自己的明哲保身之念，从一开始就打消了冲动。

在一个可测量的世界，人们认同的是一种价值无涉（value-free）的探索。人们并不致力于传播一位帝王的圣旨，而是努力寻找崭新的天地，探索饶有意义的、令人好奇的事物。这条道路的一个特点是，不同于纯数学或纯物理中的情况，它不以先验的（a priori）或固定的原则为起点，而是始于假说和猜想，然后试验，并通过亲眼观察而精炼。为了把握和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绘图、测量，绝不能未经切身证明便接受任何东西。

从13世纪前半叶的格罗斯泰斯特，到大约700年以后的卢瑟福（Rutherford），很多英格兰人都表现了这种极具“现代”感的思想模式，它是英格兰一切生活层面——农业、法律、造船、运动，等等——的精神内核。当然，它也表现在其他所有社会和所有人的身上，只是其形式较为收敛。人人都在观察世界和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在英格兰，这简直成了一种实用宗教（practical religion），而且如前所述，它还奇怪地糅入了大量无用的游戏和娱乐。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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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哲学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以及英格兰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又和另一个表征交织起来，那就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对实际结果的兴趣。访问英格兰的外国人特地指出了这两种表征。19世纪爱默生评论道：“他们对事实独具只眼，他们的逻辑是一种将盐送往汤、将锤送往钉、将桨送往船的逻辑，是一种厨师、木匠、化学家的逻辑，它紧跟大自然的次序，绝不为人的言辞所左右。”他还说：“这个民族的性格偏向是一种实用狂。他们酷爱杠杆、螺丝、滑轮、佛兰德斯挽马、瀑布、风车、水车，甚至酷爱海与风，因为能承载他们的货船。”他又说：“一种顽固的常识，一种无法轻易剥夺和扰乱的常识，是一千年来英格兰心灵的标志。”他继续历数：“英格兰人具有精确的感知力，能够一把抓住事情的要害，而且抓住了就不会滑脱。他酷爱斧头、铁锹、船桨、枪炮、蒸汽管；他的发动机也是自己造来自己用。他是唯物的（materialist）、节俭的（economical）、重商的 （mercantile）人。”

泰纳解释了旅行、从商和广泛的兴趣如何导致“正信息（positive information）源源不绝地流入英格兰人的大脑，仿佛河水流入水库”。但是他认为：“仅凭所有这些资源的可达性（availability），尚不足以解释水库为何如此饱满；此外还有某种东西，不妨说是一道斜坡，决定了水的流向或英格兰民族的天生倾向，那就是他们对事实的爱好，对实证（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的爱好，推理的本能，对确然性的需要。任何研究过英格兰文学和哲学——从莎士比亚和培根直到今日泰斗——的人都知道，这是英格兰人代代相传的性格倾向，专属于他们头脑特有的形状，是他们认知真理的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若以英格兰的方法看事物，那么，认知一棵树必须通过其果实，评价一条理论必须通过实践。除非一条真理最终能在实践中付诸应用，否则它毫无价值。在这种实用性真理之外空无一物，只有一些虚妄的客迈拉（chimaeras）。”

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是盎格鲁-苏格兰-美利坚哲学的主调，从培根，到休谟，到皮尔斯和詹姆斯，概莫能外。“实用主义被描述为美国的国学，被描述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精神——据称它强调实践性和思想的功用性（utility）——在理论上的表达”，不过追本溯源，这种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模式的“经典之国”其实是英国。

肯尼思·马修斯在总结英国哲学传统时写道：“英国哲学的天生特点如下述：富于常识，厌恶复杂，强烈偏爱具体而不喜抽象，一种老老实实的研究方法——老实到笨拙的地步，但是偶尔也有诗意的珠玉藏于其中。在约翰·洛克和伯特兰·罗素两人的哲学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家系，正如在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和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两人的航海术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师承。……英国哲学家，至少其中最典型的一批，是些脚踏实地的人。”另一个例子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这也是英国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对苦与乐进行成本效益（cost-benefit）分析的学问，其创立者边沁堪称一位非常典型的英格兰哲学家。

将哲学与那些据信是可被观察的事实以及实用的结果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源远流长不难证明。例如贝利斯辩称，英格兰人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可以上溯到奥卡姆的威廉和英格兰经院哲学。18-19世纪，英格兰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显著，“即使在科学领域，好像也能觉察欧陆思想家和英格兰思想家之间存在方法论上的这类差异。欧陆的巨擘倾向于强调在哲学思考的语境之内研究数学，英格兰的科学家却侧重于经验主义方法（empirical method）”。

19世纪，泰纳记录了他结识的一个英格兰人的观点：“此人声称，这种对事实的需求是英格兰民族性的基调；如果让机器与生产脱节，它将不损自坏。”泰纳注意到，英格兰的哲学追求事实，喜欢实证，对归纳性推理（inductive reasoning）有一种本能，对确然性有一种需求，“这是他们认知真理的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奥威尔也说：“英格兰至今仍然信仰正义、自由、客观真理之类的概念。它们也许是幻想，然而是强有力的幻想。这种信仰影响了人的行为，国民生活因此而别有风味。”

今人大多认为科学以“事实”（facts）为依据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并认为经验主义方法和实验是科学的核心，而科学的主要目的则是改善人类的生活。但是，假若我们置身于两三百年前的绝大多数文明，这种观点肯定不合群。在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甚至大多数欧洲文明中，都难觅它的清晰踪迹。首先，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事实”可供调查，因为那种世界受制于魔法力量、神秘力量和奇迹，充斥着心理暗示和幻觉，不存在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不存在一套恒定原理（firm principles）。寻求可靠的事实或深层的确然性将毫无意义。

其次，在那里，只有从事最抽象、最纯粹的研究的人，才有幸获得进入一个小圈子的高贵门票，成为一名献身于思想的特权人物。如果你用粗鄙的物质性的东西把双手弄脏，亲自研磨透镜，用物理性的器具验证你的理论，便是自贬身份。那是工匠或店主才会做的事情。

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帝国时期，英格兰人历来是一个被店主统治的民族。这一点曾经惊倒无数世人。为了认识这个民族，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事实”的可靠性和自治性。我们还必须弄清实验在英格兰的崇高地位，也必须调查英格兰的一批人物，譬如柯克伯爵罗伯特·波义耳，他在狩猎、射击和钓鱼之外，也深深涉足于化学。而且，我们必须在各种表征构成的综合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国家的和平、稳定和财富，考虑其权力和宗教的稳固性和可预测性，考虑其特定的社会结构，连同一个罕见的现象，即英格兰的富人和学者绝不鄙薄实践活动，不像我们在大多数文明中发现的那样避之唯恐不及。总之，如果我们试图找出最近五百年英格兰科学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语境看问题。

简要分析一下，譬如我们首先可以指出，英格兰普通法这举世无双的建制促成了一种逻辑井然的立论和辩论体系，它隐藏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方法背后，也隐藏在他的忠告“把大自然拿来接受试验”（put nature to the test）背后。第二个因素是, 由于意识形态脱离了宗教组织和政治权力，英格兰人能够安宁地探索自然，不必担心天主教宗教裁判所（Catholic Inquisition）的迫害。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如前所述，由于生产力和人造物品（artifact）的迅猛发展，英格兰的中产阶级变成了欧洲最富有的人。值得考虑的又一个因素是，伦敦发展成了一个思想重镇和研究中心，与英格兰的两三所古老大学和四大法学院形成了鼎立。此外，梅特兰也揭示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各类组织——包括皇家学会、种种辩论社和图书馆——背后隐藏的结社机制。

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因素是，英格兰不存在一小撮文化精英（literate elite）与一大群文盲农民（illiterate peasantry）之间的一种常见的对垒和差别，因此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如牛顿、法拉第（Faraday）等等，能从相对微贱的家庭背景中脱颖而出。还有一个因素是英格兰人奇特的实证主义倾向（positivistic bent），这也许仍是英格兰的法律体系促成的，因为这种法律体系痴迷于事实，认定“真相或真理”必然存在，并且采用同等人（陪审团）审理的制度。另一个对于科学必不可少的因素是信任或信托。最后需要指出的一个因素是，英格兰人的游戏和运动的天性发展成了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又和对抗大自然的“游戏”结合在一起，克里克等人对科学的“疯狂追求”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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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的人们看来，世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科学革命双双发生在英格兰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必然；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新知识必将馈入进一步的发明和创新。但是后来，自20世纪中叶始，出现了一种反对意见，据称直到19世纪中叶，亦即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很久，科学理论才开始对技术实践发生影响。不过在近期，由于历史学家更加深入地观察了科学是如何馈入实践性的发明和创新的，这种修正的观点又反过来受到了挑战。

如今有很多人主张，英格兰是从16世纪末首开先河，发展一种实用性现代科学文化（practical modern scientific culture）的，反过来，这种科学文化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然后，无论在科学领域，抑或在工业领域，英格兰与世界其余地区——包括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差异越来越大。此种论点今日从者甚众，让我仅以玛格丽特·雅各布的一份权威论述为例。作为一部前期著作的修订版，她的这部近作令人信服地铺陈了英格兰科学与欧陆科学的差异，也考虑到了近期学者关于科学如何影响技术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下面详细介绍她的观点。

让我们首先看看科学知识对于工业革命是何等重要。雅各布写道：“工业的长足进步发轫于英国，其原因必须归结为科学和文化，而不能单纯地或排他地归结为原材料、资本积累、廉价劳力，或技术创新。”她进一步论述道：“自然世界的诸般元素被编成了科学代码，这对工业化和西方霸权（Western hegemony）并不是什么外围因素，相反却是核心因素。”实际上她强烈地主张，“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工业，是西方科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应用”，这个划时代的事件“于18世纪后半叶首先发生在英格兰”。

雅各布著作的主要关怀是研究具体案例，以期发现科学如何作用于实践，譬如波义耳理论和詹姆斯·瓦特真空管如何产生效应。我不打算重复她的证据的细节，只想提到她概述的两个案例：第一是蒸汽机，“蒸汽机离不开英格兰启蒙运动的散播，离不开那次文化改革运动的核心——科学”；第二是运河，“各种各样的工程，尤其是运河的开掘和蒸汽力的应用，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要素，它们现身说法地体现了科学知识可以怎样影响利润和生产力。”她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开放的、公共的科学在18世纪的英国稀松平常，它也许不是一种高度原创的科学——但也绝不可以排除这种可能；然而它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极具创新性，在利润追求中可以极具普适性。”

雅各布全面调查了整个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在她看来，英国显然独树一帜。她的中心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英国人采纳科学并运用科学，创造出一种实用科学文化（a culture of practical science），与我们可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她又用一个修辞性问句表述道：“新型科学融入英国社会和文化风景的方式不同于18世纪西欧的方式吗？答案是肯定的。”她相信，英国与西欧的这个差别可以回推到17世纪：“我要主张，至少从17世纪中叶开始，英国科学就被包裹到了一种鼓励物质繁荣的意识形态之中。”雅各布的目标是，通过设法“重建各国企业家实际居住的各不相同的天地”，去探索“英国的科学文化较之法国或荷兰的科学文化有哪些鲜明差异”。令人费解的是：“现存的历史记录……表明，在机械学教育的普及程度上，英国人至少比欧洲同胞领先了几十年。”她更加绘声绘色地写道：“1740年代末之前，在一家伦敦咖啡馆的系列讲座中可能学到的应用机械学（applied mechanics），比在法国任何一家全日制学院（collège de plein exercise）学到的都要多。”

雅各布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这种差异。她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说：科学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综合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现象。因此，为了理解英国科学和技术为何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探究所有这些领域。雅各布在书中多次陈述了交叉领域和大语境的假说。

她提出：“在有关早期工业化的描述中，迄今缺失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化范式（cultural paradigm），来为18世纪末工业心理（industrial mentality）的形成提供洞见；这种文化范式应包括一揽子清晰的价值、经验和知识模式（knowledge patterns），均为社会主要参与者（key social actors）所拥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希望了解英国的差异，就必须对文化作一番广角打量：“当我们谈到18世纪欧洲的文化环境时，我们必须将出身和权威（birth and authority）这两个符号——它们属于旧制度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包括进来；正如我们必须认识到，知识体系不仅是通过正式教育机构，而且是通过非正式教育机构而搭建的。”她以书中最后一句话强调了这个观点：“要想描绘自然世界，一定离不开其他方面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语言和科学实践也同样定锚于社会环境。真正的创造性与当时当地息息相关，并扎根于社会经验，这样才能被天才们转化为实际。”

在多项案例研究中，她提出了一系列阻碍实用科学在欧陆发展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宗教。几乎在整个欧洲，反宗教改革运动（Counter-Reformation）抑制了学问并削弱了大学。“时至17世纪末，严峻的审查制度（censorship）在天主教欧洲的很多地区已成为生活中的既成事实，神职人员对大学的控制也已成为既成事实。”新知识很可能由此而遭到破坏，因为“神职人员关心正统教义（orthodoxy）超过了关心物质进步，只要他们控制着中小学校和大学，理论就会压倒实践，广义的科学就不再受到重视”。

意大利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例。在伽利略的世纪接近尾声时，伽利略的故乡基本上变成了科学贫瘠之地：“17世纪末，折磨着西欧许多地区的知性危机（intellectual crisis）也侵袭了意大利，科学与异端邪说（heterodoxy）从此被混为一谈。但是很多具有科学头脑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坚持追求学术自由，反过来又刺激了宗教裁判所的神经，使之‘针对数学和物理数学’大兴问罪之师，认为这两门学问有害于‘宗教的真诚’（sincerity of religion）。”

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安立甘教会（Anglican Church）相当宽容，手中的政治权力也比较荏弱，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背景，使某些事情得以发生。例如，上帝一位论教派（Unitarian church）是自然神论基督教（deistical Christianity）的一支，雅各布阐明，这个极其非正统的（non-dogmatic）教派与英格兰的新兴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荷兰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那里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不像英格兰的路德教徒（Lutherans）那么宽容。雅各布写道：“在正统加尔文主义的势力之下，公众普遍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型科学，譬如天花疫苗接种。”尽管如此，荷兰并没有宗教裁判所。”更有甚者，以其科学知识而论，17世纪初的荷兰反倒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至于荷兰科学在18世纪的神秘式微，雅各布主要解释为商业经济在那里发展之后导致的负效应。

她写道：“现在我们大概会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遥遥领先之后，荷兰的科学似乎滞步不前了。18世纪中叶，这个共和国不再推行以青少年、商人或精英为受众的科普教育计划，任何可与英国同期相比的努力也都无踪无影。”她辩称，在当时的荷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了科学文化的蓬勃发展。传统精英阶层一心一意从国际贸易中赚钱，富得只剩下金钱兴趣了”。雅各布著作的最终结论之一是：“如果像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那样，由一个经商致富的寡头政治集团（oligarchs）控制当地教育和赞助高等院校，怀有工业雄心的改革家将无处灌输他们的价值观，也无处培养机械学——这便是18世纪荷兰发生的事情。

英格兰的潜在劲敌是法国，因为法国当时国力更强，人口更多，并在多种意义上拥有更加超群的知识。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以耶稣会士（Jesuits）为代表的法国各宗教修会（religious orders）坚持笛卡尔体系，反对更重实效的牛顿式科学。而且，虽然“法国的确有不少活跃的科学院校……但是外省社会和外省院校一概被贵族把持，很难容许那种我们18世纪末在德比郡或伯明翰看到的绅士式的（gentlemanly）实用科学热”。进一步分析，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英法两国也大有悬殊：“关于18世纪欧洲科学具有何种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任何一份调查似乎都凸显了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模式——科学家首先服务于国家，另一种是英国模式——科学家服务于企业家的需求。”在法国，不同人群之间的分界也更严格：“1789年以前，法国的企业家和工程师一般说来各据空间，两者互不相干，也没有一套共同的技术词汇，公共建设（public works）的细节纯粹由工程师敲定。

转向孑世独立的英格兰案例，我们不禁要问：雅各布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实用科学在英格兰的发展？实际上她列出了好几条因果链：“英国科学文化的立足基础包括：新闻出版的相对自由，土地持有者和从商者的财产权和财富期望，公民社会——以自愿结社为形式，以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为宗旨——的欣欣向荣。在18世纪初的英国，对于头脑务实、怀有工业志趣的科学家和商人而言，这些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这一切都有深刻的根源，至少可以归溯到17世纪初。“及至1800年，新型科学知识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点燃了英国企业家的想像。早在1680年代，伦敦皇家学会就在讨论机器的劳力节省价值了。”英国的整个中产阶级都卷入了这种科学文化，他们人数众多，拥有一种共同语言和一系列共同期许。“英国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文化，在工程师及其雇主当中造就了——或许也要求着——一种别具一格的社会氛围。学术聚会上的收集信息和开展实验，文献的阅读和讨论，甚至聆听布道和讲座的习惯，这些活动给予了工程师和企业家一种共同的训练和共同的语汇。”

英国当时的大科学家其实大部分是业余人士，或称“爱好者”（devotees），据雅各布统计，“例如1700-1800年的100位或100多位英国杰出科学家中，将近半数都应归入“爱好者”范畴；……在这100人中，以医生、技师、牧师为其生业的占到了45％。”他们之能加入这个程序，主要是因为结社文化——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繁荣：“工业天才之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格外猛烈地释放出来，部分原因或可归结为人们有了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即一套高度技术性的，但又非常实用的共同语言。正式和非正式的实用科学教育提供了这份文化遗产，人们的自觉自愿则强化了它，这种自觉自愿多见于公民社会，包括各种联盟、协会、俱乐部，而少见于闭门造车的个人，也少见于贵族政体或严格寡头政体之下的官办机构。”

英国奇特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也以另一种方式馈入了进程，那就是通过政治的作用。议会作为立法的主要源头，越来越多地吸纳了赞成和理解新型科学技术的人。此事非同小可：“这些具有机械头脑的人也加入了议会，代表着自己的城镇和郡县，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一批同气相求者的利益。议会有了他们坐镇，则一旦机械化进程面临关键时刻，他们即可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755年，当瓦特声称他的发动机和所有竞争对象不可同日而语时，下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说法。”

因此雅各布总结道：“众多因素联袂导致了工商业英明决策的制定：人们掌握了起码的机械学，故能理解日益复杂的技术知识；企业家们愿意，并且能够通过议会去推进某个具体项目，而议员们学到的知识也足以理解该项目的技术细节；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带来了足够的剩余资本（surplus capital），可用来投资股份公司（shareholding companies）；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劳工们掌握了开凿运河或燃烧熔炉的技术。”没有这样一种政治语境，工业革命绝不可能发生。

雅各布的论述格外引人深思，因为它揭示了科学技术如何在一个小岛上实现突破，成为现代世界的先导，又如何因为一连串因素交叉聚合，方才得以实现。它还揭示了意大利、荷兰、德国，甚至法国的科学技术如何固步自封。没有英格兰的案例，我们很难看出知识——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革命何以能够发生。最后，雅各布的论述还证明：知识革命的发生有赖于一个由俱乐部和协会构成的公民社会，有赖于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一种宽容的安立甘教义（Anglicanism）和一个强有力的议会。